在强政府作用下走向法治市场经济

在强政府作用下 走向法治市场经济

前不久，吴敬琏先生在接受《财经》杂志访谈中(2012年第22期)，提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的判断，笔者表示赞同，认为并非危言耸听。但在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吴先生主张“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笔者主张强政府，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以此同吴先生商讨。　　首先，能不能在强政府作用下，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吴先生提到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我以为，政府与市场不是对立的。不能把“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同“强化政府作用”完全对立起来。固然，强势政府容易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这是我们必须时刻反对的。但是，中国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在强政府作用下，既能限制行政权力，反对垄断和权贵资本主义，不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能健全法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笔者以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但与此同时，笔者赞成吴先生提出的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包括修改《反垄断法》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以及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　　其次，要正视强政府在中国崛起中的正面作用及其弱点。　　中国的强政府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自然形成的，这是一个顺乎自然的必经阶段。在2002-2011年的十年中，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成功地运用了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并成功地驾驭国有资本和致力于国有企业改革，力推产权多元化，因而拥有了一批大而优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的控制力，从容地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　　固然，国有经济也衍生出了国企垄断和权贵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成为下一步需要改革的重点。但我们不能对强政府的作用妄自菲薄，把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　　第三，怎么看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基础性的作用”？　　下一步改革，在经济方面，吴先生主张 “有限政府”，反对政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市场。他解释，“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　　我说的强政府，主要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我赞成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发挥一种创造条件、指引方向、民主监管、调节供求、保护竞争的重要作用。总括这些年的实践，大体要点有五：一是通过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对经济布局、产业结构、资本投向、环境创造作出大体的指引，并适时对区域性经济布局提出指引。至于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则听任企业自主抉择。二是保持国有资本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资源配置的控制力，并向某些公共部门和非营利事业提供服务。但是“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三是运用经济杠杆，主要是货币政策进行经常性的微调和预调。要多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尽可能不用和少用行政手段。四是政府要对市场进行民主监管。遇有经济过热或过冷、短缺或过剩、总需求膨胀或经济疲软，要处理好稳定增长、调整结构、控制物价之间的关系。五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特殊措施，像1998年和2008年那样，在关键时刻起关键性的作用。　　强调宏观调控，并不排斥“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基础性的作用”，不是说中国又应回到政府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国际上政府干预危机已成常态，比如华尔街山崩海啸，是美国政府最先出重手救援的。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对政府干预的过于排斥，过于偏爱“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没有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方面留出位置、作出肯定的评价。　　吴先生的“有效政府”，即“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笔者认为，这其中也有强政府之义。此外，我说的强政府，也反对各级政府“控制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对土地的改革应根除“土地财政”，强调土地资本化，允许农民对土地有自由出让和开发的权利。对资本，则应当强调利率市场化下的公平竞争，不允许银行信贷对国有企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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